国家公园，作为一类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的特定区域，承担着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使命，致力于实现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其范畴涵盖陆域与海域。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载体，集自然生态守护、民族文化传承、可持续发展推动等多重功能于一身。自1996年起，以西南林业大学为核心的“云南省国家公园创建”研究团队，积极借鉴世界各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经验，参照国外国家公园模式，并紧密结合中国国情，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模式。多年来，团队通过不懈的实践，为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坚实力量，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独具智慧的“中国方案”。

破解保护困局，守护西南生态命脉

云南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地跨7个气候带，拥有除海洋、沙漠之外的所有生态系统类型。这里是全球34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中国西南山地”“东喜马拉雅”和“印度—缅甸”三大区域的核心交汇地带，在我国西南地区生态安全保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云南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极为丰富，然而，作为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体的欠发达省份，长期以来，始终面临着自然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以往自然保护地存在的“一地多牌、多头管理、边界模糊、责权不明”等问题十分突出，各类保护地范围相互重叠，极大地制约了生态保护工作效能的发挥。

2002年，研究团队受邀参与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规划编制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申报前的准备工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遭遇了一个尖锐的现实矛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严格的限制条件将冲击当地以生态旅游为主要生计的社区发展模式，如何破解这一矛盾？经过深入研讨，团队首次在自然保护区提出了“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并重”的创新思路，这一构想突破了“保护与开发二元对立”的传统框架，直指国家公园“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核心内涵，也成为我国国家公园理念的早期雏形。这一理念与后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定位高度契合，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探索开辟了全新思路。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格局

2006年1月，西南林业大学成立了“国家公园发展研究所”。这一机构的成立，并非简单的学术平台搭建，而是整合了国际组织资源、地方实践需求与高校学术优势的创新载体。团队汇聚了生态保护、旅游管理、民族文化等多学科专家，形成了我国最早专注于国家公园研究的跨学科团队，为云南省国家公园研究提供了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的核心枢纽。

研究团队对国际国内自然保护地模式展开系统比较分析，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创新性地提出国家公园“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传统利用区”四大功能分区模式。这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原有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单纯管控式的分区逻辑，实现了自然保护地从以往“单纯保护”模式向“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其中，“传统利用区”的设置堪称全球首创。在这一区域内，巧妙地将社区生活、生产与生态体验有机融合，通过建立生态补偿、特许经营等有效机制，让当地居民切实从生态保护工作中受益。以普达措国家公园洛茸村为例，村民通过参与生态管护、经营民宿等活动，年收入相比公园成立之前增长了3倍。

四大功能分区对不同区域的管控要求作出了明确规定：严格保护区严禁擅自进入，其面积不小于国家公园总面积的25%；生态保育区仅允许开展保护和科研相关活动；游憩展示区可适度开展生态旅游活动，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的5%；传统利用区则支持开展与保护目标相协调的传统生产经营活动。这一科学合理的模式，既有力确保了核心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又为社区发展和公众教育预留了充足空间，成功实现了“保护、科研、教育、游憩、社区发展”五大功能的有机统一。

历经多年努力，研究团队精心构建了国家公园认知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和政策法规体系，为国家公园的规范化建设与科学化管理提供了全方位、强有力的保障。

在认知体系构建方面，研究团队先后编写并出版了《国家公园技术标准体系框架：云南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国家公园的探索与实践》等10部专著，发表学术论文76篇。通过这些成果，系统、深入地诠释了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的内涵、功能以及管理体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团队还创新性地提出“金字塔式自然保护地体系”理念，主张以国家公园为核心，统领各类保护地，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成果同样令人瞩目。2009年，研究团队在制定国家公园基本条件、资源调查等4项地方标准的基础上，陆续出台了《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程》《巡护技术规程》等一系列标准，成功构建起国内第一套完整的国家公园地方标准体系。这些标准不仅全面涵盖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全流程，而且充分考虑到云南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其中，《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技术规范》等2项标准已上升为国家标准，为全国国家公园标准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与借鉴。

在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上，研究团队参与起草的《普达措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条例》《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等，均获云南省人大批准实施，形成了国内首个国家公园地方性法规体系。同时，团队还编制了《国家公园申报指南》《管理评估指南》等10余部政策文件，为国家公园管理工作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指引，也为国家层面的国家公园立法积累了宝贵经验。

从云南试点到国家战略，书写生态保护“云南答卷”

2005年，研究团队在云南省迪庆州精心编制完成国内首部国家公园规划——《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并在后续全程指导公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2007年6月，普达措国家公园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以“国家公园”命名的保护地。其保护面积从原来的141平方公里大幅扩展至602平方公里，开园仅一年多，门票收入就高达2.3亿元，成功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008年6月，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省成为全国首个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研究团队借此契机，积极推动全省开展8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涵盖梅里雪山、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高黎贡山等多个区域，形成了覆盖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试点格局。这些试点项目不仅为云南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更为国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

云南国家公园建设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方面成效卓著，已成为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支撑力量。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气候调节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国家公园模式有效保护了云南丰富的物种资源。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核心区域，云南国家公园为滇金丝猴、亚洲象等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提供了庇护之所，其栖息地得到有效恢复与扩展。例如，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通过严格保护与科学管理，使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得到显著提升，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与此同时，国家公园建设助力云南探索出一条生态脆弱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通过将生态文明理念深度融入社区发展，当地居民的观念从过去的“靠山吃山”逐渐转变为“护山养山”，生态保护意识得到显著提升。这一积极转变不仅极大改善了云南的生态环境，更为长江、珠江等流域的生态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其生态效益辐射全国。

从地方实践到国际影响，云南经验获多方赞誉

研究团队在开展国家公园探索与实践过程中，始终秉持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目标，对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与机构整合。国家公园的划定与管理严格遵循并充分体现了将山水林田湖草视为生命共同体进行系统保护的先进理念。以普达措国家公园为例，其涵盖了碧塔海省级自然保护区和三江并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该区域同时也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地带，碧塔海湿地更是国际重要湿地。普达措国家公园实现了对公园范围内较为完整的森林、湿地生态系统、高山草甸及特殊地质地貌、特色人文景观的有效保护。

在“保护第一、永续利用”核心理念的指引下，云南省国家公园的探索与实践始终突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自然遗产”的根本目的。强调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严格保护、整体保护、系统保护，在原有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保护范围。按照主体功能和管理目标，合理划定功能分区，将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与缓冲区基本划入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确保原有核心保护区域面积不减少，显著提升了保护强度和保护等级。在加强生态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展非消耗性资源利用活动，并通过资源利用收益反哺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普达措国家公园严格控制利用强度，严格限定访客数量和建设规模，向公众开放区域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不到3%，从而有效保护了大面积的硬叶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独有物种—中甸叶须鱼、第四纪冰川地貌遗迹、高原湖泊等重要核心资源。

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云南省的国家公园建设成果斐然，既有力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切实保障了民生福祉，成功实现了生态保护功能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双赢。普达措国家公园出台《旅游反哺社区发展实施方案》，每年从旅游收益中拿出1690余万元，专项用于社区居民的直接经济补偿和教育资助。数千名原住居民积极参与生态管护、巡护监测和访客服务工作，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户均年收入从2万元增加到10余万元，生态、社区、原住居民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

国家公园内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以及珍贵的森林、湿地、野生动植物等资源，为科研监测与自然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载体。普达措国家公园与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科研院所共建联合实验室；着力打造集大数据中心、生态监管平台、监测网络体系于一体的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积极与多家自然教育机构合作，开发形式多样的自然教育活动。园区内的游客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接受生动的生态教育，为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

此外，云南省的国家公园大多建于生物多样性丰富而脆弱的区域，其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完善的保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避免了资源的无序开发和过度消耗，有力维护了国家生态安全，充分发挥了作为中国重要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树立并提升了我国良好的生态保护国家形象。

2021年5月，“云南省国家公园创建”项目顺利通过科技成果评价。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在云南先行探索出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技术体系，率先在我国创建了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模式，引领和推动了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高度肯定了项目的贡献，指出：“研究团队通过系统研究、试点建设与成果推广，为本省国家公园体系的确立提供了科技支撑，为其他省份提供了经验借鉴，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供了决策参考。”云南省政府也对该项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创新了云南省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管理模式，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成功经验”。2023年，云南提出的“传统利用区管理指南”被纳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国家公园管理最佳实践》，这是中国首次在该领域贡献标准方案，云南功能分区模式已被亚洲6个国家借鉴。

持续深化探索，为全球生态保护贡献更多云南智慧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意义重大而深远。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这一重点改革任务以来，推进自然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南林业大学在国家公园实际探索中始终坚持“国际视野、本土实践”的原则，结合我国国情和云南实际进行创新，积极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以科学规划为引领，以严谨科学为前提，坚持保护优先、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采用立法与制度相结合的保障措施，充分发挥保护、教育、科研、游憩和社区发展五大功能，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同时，学校始终注重“多学科交叉、多主体协作”。国家公园建设涉及生态保护、管理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西南林业大学整合了生态旅游、林学、环境科学、民族学等专业力量，形成了跨学科研究团队；在实践中，积极联合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社区居民等多方主体，构建了“高校—政府—社区—国际组织”的协同机制，这种多元协作模式有效破解了国家公园建设中的复杂难题，其探索成果被纳入国家公园体制顶层设计，成为全国性的实践范本。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云南自然资源生态结构复杂多样，除普达措国家公园外，哀牢山、高黎贡山等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区域尚未完全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同时，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发展机制仍有待进一步完善。针对这些现实挑战，研究团队明确了未来的努力方向，持续推进国家公园政策法规研究，为国家公园立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深化社区参与机制，积极探索更有效的生态补偿和利益共享模式；加强监测技术创新，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国家公园管理水平；推动更多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进一步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从1996年的初步探索起步，到如今取得斐然成果，云南国家公园建设一路走来，历经了不平凡的30年，以实际行动生动践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